第一千七百六十六章 嘴炮狂轰_苏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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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千七百六十六章 嘴炮狂轰

  第一千七百六十六章嘴炮狂轰

  待到读完,天色已近黄昏,苏利涉的神色已经掩饰不住心头的震惊。

  将无名书册放回到桌上,激动地道:“臣虽老朽,铅刀尚可一割,敢请圣命!”

  赵煦说道:“老都知年纪大了,还是在京安养为宜。给你看这个,是想让都知晓得,司徒之前请都知所作的事情,干系重大。”

  “不知都知,可有举荐继任之人?”

  苏利涉离座,对赵煦跪下:“陛下也说此事干系重大,臣以为国朝知悉女直事者,以臣为最。能成祖宗洪烈之伟志,虽没身白山黑水之间,固无憾也。”

  “再请陛下,信臣用臣!”

  赵煦说道:“既然老都知有此志,朕即从之,如有什么需要朝廷照顾的,都知尽管提出来。”

  苏利涉叩首道:“臣不敢别有所请,唯愿陛下许臣死后,陪葬于永厚陵前。”

  “应当的。”赵煦点头:“不过我更希望老都知保重身体,平安归来,身加荣遇。也好为我朝内官们,做成楷模。”

  说完又从几案上拿起一本书册:“这是李夔在鞑靼所录的见闻,朕看过之后,对草原诸部,如亲见一般。”

  “这个老都知带走,可以效仿此例,也编纂出一部女直诸部见闻,供朝廷参考。”

  “谨遵圣旨。”苏利涉双手接过:“臣谢陛下信任!”

  当天晚上,苏利涉果然守信,回到了长春馆歇息,同时给劾者带来一个大好的消息。

  朝廷大恩典,陛下许了吉达为阻卜节度使,蒙根图拉克为白鞑节度使,玛古苏为准布节度使,阿骨打为女直节度使。

  劾者和玛古苏,将代表女直与鞑靼,作为新晋藩属使臣,参加正旦大朝会!

  接下来的日子里,劾者与玛古苏都很忙,大朝会就一个月了,鸿胪寺在第二天就派遣了几名低级官员过来指导他们礼仪,宣讲大宋对藩属国的政策,还有大宋国内的很多法律和习俗。

  比如年底送岁接岁的热闹,使臣们就不要害怕,那是喜庆的鞭炮。

  而李夔和苏利涉,则成日在军机处、枢密院汇报工作,讨论战略,赵煦经常要来旁听。

  十二月,辽使抵达,除了献上贺正旦的礼物,还告诉宋朝,耶律延禧已经接受群臣所上尊号,曰天祚皇帝,皇帝特意出国书告知大宋,同时感谢南朝这些年来对辽国的无私帮助,声明两国永为兄弟旧邦,我朝陛下,必将以友好为己任。

  赵煦乐呵呵地表示恭喜,告诉辽使自己对已故道宗皇帝耶律洪基的景仰,说自他即位以来,“求直言,访治道,劝农桑,兴学校,救灾恤患,粲然可观。”

  虽然在西征中遭遇不幸,但那是天意,总体来说,辽国在耶律洪基的带领之下,走上了自我发展的正确道路,这一点是莫大的功绩。

  又说耶律延禧上任以来,妥善处理和解决了国内外的诸多矛盾,对外沉重打击了分裂势力,对内大力扫清了奸臣耶律伊逊的残余影响,恢复了祖母萧观音和生父耶律濬的地位,大力提拔贤臣名将,这是明君有为之相。

  对于萧观音的遭遇,赵煦表示了极大的同情,和辽使议论之时,指出当时的大臣萧惟信说得非常正确——“懿德贤明端重,化行宫帐,且诞育储君,为国大本,此天下母也!而可以叛家仇婢一语动摇之乎?”

  然后告诉辽使,辽国涿州人王鼎,曾经整理过一部《焚椒录》,后来由辽朝商贾带来大宋。

  书里将萧观音冤案的详细过程,以及当时萧观音自白的奏折、诗词全部收录,极力为故懿德皇后鸣不平、道冤情。

  大宋文人以之为蓝本,创作出了名剧《回心院》。

  这部书估计在辽国早被禁绝,辽皇可能并不知道当时的真相,因此自己特意命密阁将这部书找寻出来,将之交给使臣,请你带回给贵朝皇帝。

  辽使赶紧谢恩。

  然而辽使不知道的是,关于耶律洪基的评价,是赵煦从苏油的密奏里摘取出来的,后边还跟着另外一段——“及谤讪之令既行,告讦之赏日重,群邪并进,贼及骨肉,诸部浸叛,用兵无宁岁。唯一岁饭僧三十六万,一日而祝发者三千人,崇佛无度,罔知国恤,辽亡征见矣。”

  而关于萧观音,王鼎也在书里评价她之所以遭遇不幸,原因只在于“好音乐,与能诗善书耳”。假如她不作《回心院》,也就不会有《十香词》一事;假如她不善书,也不会一时技痒而为单登手书艳词。

  不过书里也承认,《怀古》诗的“巧合”,实在是难以解释。

  然而让辽人措手不及的是,私下接见时,赵煦真是人如其名,如春风一般和煦,心心念念的就是两国关系融洽和睦,世代兄弟友好,然而正旦大朝会上,却出现了鞑靼人和女直人的身影!

  而且赵煦似乎对鞑靼和女直异常感兴趣,接连册封了他们四路节度使的官职!

  辽使当然要提出抗议,鞑靼乃是辽国的叛蕃,如今辽国与他们还处于战争状态,女直也不柔顺,希望大宋和辽国站在一起。

  否则就成了鼓励反叛行为,与大宋秉持的“仁道”大相径庭。

  然而大宋的准备非常充分,辽使的论调,立即就招来无数的反击。

  于是辽朝使节,结结实实地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“大宋嘴炮”。

  蔡京首先发难,有一个问题先要搞清楚,辽国与宋国虽然是兄弟之邦,但是并不意味着在对待藩属的问题上,就一定要持相同的立场。

  大宋最早的叛蕃西夏,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
  辽国不但接受了它的朝贡,册封了李元昊的官职,还大力资助李元昊立国,不断地“调停”甚至进行武装干涉。

  辽国能做初一,我大宋为何不能做十五?

  还有高丽,高丽最早是大宋的藩属,后来被辽国威逼,被迫断绝与大宋的朝贡关系,成了辽国的单独藩属。

  后来在高丽君臣的努力下,终于打通了海上朝觐之路,这才重新变成两国的共同藩属。而到现在,又重新变成了大宋的独有藩属。

  这些都是有先例的,而且这些先例,都是辽国首先做下的。

  既然辽国作俑于前,就不能怪我大宋如今,效法于后。

  礼部尚书许将声若洪钟,老头年纪虽大,但是吟啸功夫出类拔萃,声音在大殿里回响,竟然引得大金钟都嗡嗡作应。

  许将声明,大宋对待藩属的态度,从来都非常明确,那就是不干涉他国内政。

  只要藩属在大宋朝贡体系范围之内,恭顺守礼,那么大宋作为宗主,就应当给予他们公正的待遇。

  至于调停与干涉,那也是限于藩属之间发生矛盾,需要宗主出面的时候,由藩属国提出求请,大宋才会出手。

  占城官民请附,便是例子。

  因此从外交制度上来说,大宋册封鞑靼和女直,没有任何做错的地方。

  如果辽国希望大宋采取不一样的办法,也不是不可以,从制度上讲,也是有路可走的。

  首先,辽国得将自己置于大宋的朝贡体系之内,也就是说和鞑靼女直一样,先成为大宋的藩属国。

  然后才能以藩属国的身份,提出提案,要求大宋调停辽国与鞑靼之间的争端,这样就成了宗主国调停两个藩属国之间的矛盾,也才合乎大宋的外交制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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